2024年8月，70歲的黃某途經佛山高明區某健康管理中心，并在借用店內廁所時猝死，家屬向商家索賠213538.8元，商家辯稱自己只是“好心借廁所”，無過錯。日前，廣東省佛山市兩級人民法院審理了上述案件，判決結果引發關注。據報道，法院審理后均以“證據不足”為由駁回親屬方全部訴求。
當無償善意遭遇意外悲劇，法律如何界定“責任邊界”，不僅關乎個案中當事人的權益，更影響著社會互助體系的存續與公眾對“行善安全”的基本信任。通過判決文書，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一次司法裁判，更是法律對“好意施惠”行為的精準保護，對“結果歸責”誤區的明確糾偏。
從法律邏輯來看，此案的核心爭議并非“是否該同情受害者”，而是“善意施惠者應承擔何種程度的責任”。法律對經營場所的安全保障義務要求并非是“無限責任”。健康管理中心與老人之間，不存在消費服務關系中的權利義務對等性——老人并非為接受健康服務而來，中心出借廁所屬于純粹的“好意施惠”，既無盈利目的，也未與老人形成任何契約關系。這種無償性決定了中心的責任邊界：只需確保所提供的廁所設施無安全隱患（如地面濕滑未警示、設備故障未維修等），且在發現異常時盡到普通人的合理救助義務即可。
本案中，中心工作人員發現廁所長時間反鎖后第一時間撥打120、撞門查看，已超出“一般注意”的范疇；而老人猝死系自身健康突發狀況導致，與借廁行為本身無法律上的因果關系，家屬也未能證明中心存在“拖延救助”或“設施隱患”的過錯。兩級法院駁回訴求，本質上是堅守“行為歸責”原則，即不能因悲劇結果的發生，就強行將責任轉嫁至無過錯的善意施惠者身上，這正是法治精神對“公平”的深層詮釋：既不讓受害者陷入“求告無門”的困境，更不讓善意者蒙受“行善招禍”的冤屈。
更深層的社會意義在于，此案的判決精準回應了公眾長期存在的“行善焦慮”。近年來，“扶老人反被訛”等爭議事件，逐漸在社會心理中埋下“好人難做”的種子。人們并非缺乏善意，而是害怕善意背后潛藏的“無妄之災”：借一把傘給路人，若對方路上摔倒是否要擔責？讓鄰居臨時存放物品，若物品意外損壞是否要賠償？這種焦慮的本質，是對“善意責任邊界”的模糊認知，擔心法律會以“結果論”倒逼自己為不可預見的意外買單。
而法院判決，恰恰為這種焦慮提供了“解藥”：它以司法權威明確告知公眾，善意行為的責任邊界在于“自身無過錯”，只要施惠者盡到合理注意義務，就無需為超出預見范圍的意外承擔責任。這種清晰的規則指引，相當于為日常善意劃定了“安全區”。當人們知道“好心不會辦壞事”，知道意外結果不會必然轉化為法律責任時，才會放下戒備，主動參與到社會互助中。從這個角度看，此案的判決不僅解決了一起糾紛，更在修復社會信任的“斷裂帶”，讓互助從“不敢為”走向“敢為”。
法律成為善意的“后盾”，而非枷鎖，讓“樂于助人”不再是需要冒險的選擇，而是有法律保障的日常。這種導向，實則是法律對“社會資本”的珍視——畢竟善意本身就是稀缺的社會資本，需要法律精心呵護，才能不斷積累，支撐起更溫暖、更有韌性的社會。
來源：紅網 作者：黃鶴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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